千年窑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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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窑镇：千年窑火

陈斌 兴化新华书店

四千多年前良渚人的一次短暂停留，给黄海之滨的戴窑投射下一缕文明的曙光。

东古村出土的十一件良渚石器，造型优美、表面光洁、镂孔精致，虽不是价值连城的重宝，却佐证了良渚先民由南向北、沿海迁徙的历史，解开了困惑考古学家许久的“良渚先民迁徙路线”谜题。“东古遗址”的发现，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戴窑一带已然成陆，是良渚文化迁徙途中的一处重要“驿站”。

千年以前，海潮泛滥曾是兴化百姓的最大苦恼，飓风来袭、斥卤倒灌，沿海居民纷纷逃离故乡，良田、屋舍荡然无存。唐代淮南节度判官李承见此惨状，奏请于朝，修筑了一条绵延一百四十余里的捍海长堰，将海潮拒之于堤外，任凭堤外浊浪滔天，堤内依旧可保安然；农田不再受海水漫灌影响，庄稼得以获丰，百姓交口称赞，誉称此堰为“常丰堰”。到了北宋天圣初年，饱经海浪冲刷的堰体已是坍毁残败，时任泰州西溪盐监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倡议修复，受江淮发运使张纶推荐，被朝廷任命为兴化县令，主持常丰堰重建工程。历时多年几经波折，终于在天圣六年（1028）春季迎来竣工之喜，流寓他乡的二千余户百姓陆续返归故里，堰西广袤的田野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
戴窑一带曾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盐场，相传地名“灶产”，居民以煎盐为生的灶户为主。随着海岸线的不断东移，盐卤之气渐渐退去，形成了一望无际的草滩湿地。兴化境内一旦发生洪涝，水流夹带泥沙顺势入海，至常丰堰受阻淤垫，使得堰西的土地越垫越高，形成了兴化地势“东高西下”的特征。泥沙掩埋了早先的草滩湿地，在大自然奇妙作用下，孕化出富含腐殖酸等矿物质的沉淀土。沉淀土黝黑发亮、质地细腻、黏性极强，不知是哪位聪明的戴窑先民首次发现了这种土，几番烧制试验后，他发现经大火淬炼的沉淀土坚硬耐磨，外观呈豆青色，十分适用于砖瓦的制作，遂兴建土窑，开始家庭作坊式的生产。据说范仲淹在修复常丰堰时，就有人提议由戴窑、溱潼等沿海村镇的窑主承制护堤所用的大砖，由此揭开了戴窑作为砖瓦之乡的崭新历史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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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以后，戴窑砖瓦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由于戴姓窑户人口的聚居，在此形成“大戴庄”，后来直接改称为“戴家窑”。元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，白驹场盐民张士诚揭竿而起，“十八条扁担”起义反元，浩浩荡荡的舟师顺着串场河西折入车路河，在戴家窑齐集会师，不少贫苦窑工趁势加入起义军队伍，留下“齐上戴家窑，一路杏花（兴化）村，顺带高邮州”一说。张士诚的“大周”政权虽然以失败而告终，但他杀富济贫、仁政爱民的故事依然为戴窑百姓世代传颂。当泰州、兴化一带的百姓纷纷建都天庙假托张巡缅怀张士诚时，戴窑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“都天殿”，农历八月二十八日的“都天会”祭祀活动，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

明初，戴窑的砖瓦窑业走向鼎盛。太祖朱元璋在修造南京城墙时，就曾下令征调戴窑烧制的大城砖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戴窑砖瓦厂旧址出土了五块明初大城砖，上镌有“扬州府提调官同知竹祥司吏陶旭，高邮州提调官同知常松司吏纪衡，兴化县提调官主簿樊弘道、司吏赵宗”字样，并留有烧造之年月日和“窑工胡士一”铭款，这与有人在南京中华门北门发现的城砖规格、款识相同，从而证实了民间流传已久的“朱洪武南京修城墙，一道圣旨下到戴家窑”说法。“戴家窑，戴家窑，南、北三座桥，七十二座窑。”这是过去戴窑人挂着嘴边的一首童谣。韩家窑、景家窑、计家窑、五座窑、八座窑、野窑、高窑基、北窑头、西窑头、张家嘴子、夏家嘴子、李家嘴子……明清以来，叫得出名字的古窑址比比皆是。车路河畔碧水环绕的“高窑基”，地广三十余亩，是戴窑最为古老的一处窑址，其初建年代可以追溯至唐宋。当年，这里窑烟冉冉、炉火熊熊，窑工们黝黑的身影在火光烟雾中穿梭往还，码头边泊满了四方来的砖驳船，号子声声响彻两岸，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。源源不断地输出的砖瓦，供应着兴化城乡及各大盐场寺庙、官署、民居的建筑之需，戴窑人凭借烧制砖瓦的世传手艺，为僻处海滨一隅的家乡，赢得了“砖瓦之乡”的美誉。


经过数百年的传承，老一辈的窑工总结出了丰富实用的生产经验。传统的戴窑砖瓦制作技艺需经过七十二道工序，主要有人工踏泥、木模甩胚、柴草豆萁燃烧三大流程，分为取泥、捂泥、造泥、制坯、雕刻、装窑、烧窑、窨水等若干步骤。特别是窨水这道工序，一窑砖需要挑二百担水爬到高高的窑顶上，而且窨水期间需要日夜不离守候在窑顶，不断观察窑内土坯的颜色变化，绝对是一份劳心劳力的苦活。总的来说，一砖一瓦的诞生都离不开窑工的汗水付出，正如那首《窑工号子》里所唱：“东方发白晓星上，晓星后头跟太阳，冬天罱泥春天晒，抄熟的黏土上砖台……”披星戴月、经冬历春，窑工们谱写了一曲以苦作乐的劳动赞歌。
终日与泥土打惯交道的窑工，亦有他们的质朴审美，烧制出的砖瓦不仅要结实耐用，只有美观大方才能获得消费者青睐，由此衍生的戴窑砖瓦雕刻技艺是一门独具地方风韵的民间手工艺术。例如门楣砖、瓦当、滴水瓦这些古建筑的重要构件，需要经过雕刻匠人的一番精心装饰，以雕刻图案的深厚内涵寄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雕工是否细腻、线条是否流畅、形象是否生动、内涵是否丰富，全凭雕刻匠人的睿智、慧眼与巧手。一刀、一凿、一锤，敲敲打打、修修改改，阳光下、砖台边，匠人们在放缓的光阴里，雕镂着属于百姓的生活艺术。


戴窑砖瓦的雕刻内容丰富多彩，以吉祥如意为主，砖雕既有画像类、又有图纹类。画像类离不开三大主题，民间信仰如天官赐福、福禄寿喜；人物故事如刘关张结义、郭子仪上寿、公子读书、状元及第；祥瑞动植物如凤趋牡丹、鹤鹿同春、喜鹊登梅、麒麟送子。图纹类常见有宝相花纹、卷云纹、火焰纹、莲瓣纹和绳结纹，不少纹饰图案与佛教的传入中国有关。滴水瓦、瓦当、筒瓦的瓦面雕刻内容以字面纹和动物纹为主，字面纹如文昌化解、四季平安、黄金万两；动物纹如蝙蝠、蝴蝶、天马、狮头、仙鹿；此外，还有并不多见的古钱纹和几何纹。这些形式各异的图案并不一定单独呈现于一个画面，同时存在组合使用的情况，使小小砖瓦蕴含的美好愿景更多。寺庙、官署等大型建筑殿脊上的人物、走兽，立体感突出，制作繁复、颇费工时，考验着雕刻匠人的手艺精湛与否。


除了砖瓦，普通百姓的生活用具乃至文房用具都离不开戴窑窑工的一双巧手。瓦锅、瓦壶、瓦筷筒、瓦香炉、瓦烛台、瓦砚台、瓦笔筒，十分普遍地出现于明清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。出身底层的郑板桥是一位清廉朴素的好官，他家的小厨房内曾挂有一副自撰的对联：白菜青盐粯子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。瓦壶天水、白菜青盐，展现出郑板桥粗茶淡饭、恬淡雅致的生活图景。砖瓦窑业给戴窑带来的最大益处，是促进了商业市镇的最终形成。大约在明末之时，这里的市镇规模便已粗具，宝严寺、芦渡寺等寺庙庵堂点缀在百姓民居之间。始建于明崇祯年间的宝严寺，是戴窑最有名的一座寺院，古寺大殿上的龙身滴水瓦至今犹存，默默诉说着昔日的殿阁辉煌。故老相传，抗清失败后，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部将吴某辗转来到宝严寺，痛感于国破家亡，心灰意冷之下落发为僧，在院中手植银杏一株，或者寄寓了他隐姓埋名、皈依佛门的无奈。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，史可法后裔后来也迁居至戴窑。戴窑镇上的喜巷里，有一座青砖黛瓦、门楼高大的清末民初古民居，这里曾为名医史功甫医室。戴窑人或许不知道，他们记忆中和蔼和亲的“喜先生”，竟是一代名臣史可法后人。有着将近三百年历史的史氏幼科方脉始终以救死扶伤为使命，服务于一方百姓，践行着“以人为本，待人以诚，以和为贵，德高医精，从善行医”的史家祖训。


走在明砖青瓦构筑成的戴窑，当年贯穿古镇的夹沟河早已填没了，东西相望的西泠桥、中正桥、太平桥不见了踪影，只留下“三桥路”这一印象地名。大弯巷、小弯巷、喜巷，深幽小径记录着过往繁华。荒芜的古窑址前走过步履蹒跚的老人，浑浊的目光仰视着杂草丛生的窑顶，轻轻哼出幼年记忆里的童谣：“戴家窑，戴家窑，南、北三座桥，七十二座窑，朱洪武南京修城墙，一道圣旨下到戴家窑……”


声音随风而逝，飘入云霄。